摘要

藏族作家达真的《康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和谐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相处的生态哲学理念。笔者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方面入手，对美丽壮观的藏区高原景观、多元共生的康巴社会生活以及乐观虔诚的藏族精神信仰进行剖析，从而实现构建生态整体观的愿景，而这种愿景恰好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为世界提供了和平与发展的蓝本，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

达真；《康巴》；生态批评；生态和谐

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成熟于90年代中期,是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生态危机日益显现的状况下,文学批评流派中掀起的一股“绿色”批评浪潮。从生态批评的概念提出至今,学界对其作出了不同的界定。1974年,美国生态评论家约瑟夫·米克(Joseph W.Meeker)对生态批评做了首次界定,指出生态批评旨在“揭示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审视和发掘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生态评论家林恩·怀特(Lynne White)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提出, “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它是构成我们一切价值和信念的基石,引领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鼓舞着人类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大自然”。1989年,美国的生态评论家彻丽尔·格罗费尔蒂提出, “生态批评的根本宗旨是探讨文学作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果女权主义是通过考察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来探讨性别意识,马克思主义批评将生产、经济、阶级意识纳入文本解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则是将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在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正式诞生于1990年代中期,特别以陈清硕的《生态美学的意义和作用》、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以及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等文章的发表为标志,拉开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建构的序幕。1990年代末期,由鲁枢元担任主编的《精神生态通讯》更是为生态批评理论的建构做出了有益的探讨,成为当时中国生态文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2003年,曾繁仁和王诺分别出版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和《欧美生态文学》两部生态批评的重要著作,标志着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2006年,鲁枢元撰写的《生态批评的空间》问世,此书的出版拓展了生态批评研究的领域,将仅限于研究文学文本中人类与自然纯然二分的两个外在的客体关系,延伸到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和人与自我的精神生态。在该书中,鲁枢元首次提出了生态批评的三分法:“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及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梁漱溟在论及人的复杂性时,也曾列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三重关系。苗福光认同并接受了这三重关系,因此,在他的博士论文《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中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做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生态批评不应该忽略对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关注,作为生物链上的一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也存在生态失衡的问题;人类通常是以破坏自然生态来换取文明的进步,面对遭到严重破坏的大自然,人际间的关系也因为互相争胜而导致异化;面对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生态失去平衡自然而然会招致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故而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应该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

笔者综合以上生态评论家的观点后认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绝不完全等同,既是互为独立,又不能相互取代,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三个方面,它们的和谐与平衡共同勾勒出生态整体主义的完整画面。因此,生态批评是通过解析文学作品来探究自然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其目的不仅要拯救人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而且还要还人性以自然,从而解决人际关系的异化和人与自我的精神失衡的问题,它的终极关怀是重建天人合一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于2009年出版,并获得第十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达真以一部康巴藏族人的心灵史诗作为题材,使用宏大的叙述模式,将20世纪前半叶康巴藏区真实的社会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了读者。小说在跌宕起伏的叙述中,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康巴藏区高原美丽壮阔、和谐相融的自然景观,各民族和睦共处、相互依存的社会生活,以及乐观虔诚、不畏艰难的藏族人民的精神追求。因此,笔者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剖析,从而发掘达真在作品中构建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愿景,而这种愿景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为世界提供了和平与发展的蓝本,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理念。

美丽壮阔的藏区高原景观——自然生态

根据鲁枢元的定义,自然生态学是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而在文学生态批评中,自然生态是通过解读文学作品来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如自然在文本中的作用、自然对人物角色的影响、自然是怎样被表达和再现的、人类又是如何对待自然的等等。达真在小说《康巴》中倾注了他对自然浓烈的感情和依赖,人与自然的浑然天成、万物一体的和谐相处成为了他叙述中不变的主题。在他的笔下,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都被赋予了生命和神性,从神山到圣湖、从峡谷到草原、从动物到植物,人与自然的相处是那么的和谐与柔美、是那么的宁静与平和。当鲁尼的巡视队伍在时隐时现的云雾中登上了折多山顶, “站在晴空万里的山顶,眼前一座座起伏的山峦如大海澎湃的波浪直涌天边,天边的山峰像是被‘波浪’推涌着刺向云端,云端深处透出某种静谧而不露声色的庄严”。鲁尼面对大自然这巨大的虚空,他的心情是意外地豁然旷达,不自觉地同藏族同胞们一共高喊:“哦,啦嗦!哦,啦嗦!拉甲啰(愿善神得胜) ”,并将一摞摞“龙达” (敬神的经文纸片)抛向天空。当鲁尼学着藏族同胞把一条条哈达拴在丫口处系经幡的绳上时,鲁尼觉得此刻自己正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推动着,这是他在英伦岛不曾有过的感受,望着眼前绵延不尽的波状大地,看着系上的哈达迎风飘扬,这种人为的与自然的欢愉,让这位胸前挂着十字架的白人产生了一种异常的兴奋。是飞舞的经幡?是舞动的哈达?还是眼前美丽动人的高原景象?这些都刺激着鲁尼的神经,使他情不自禁地流出了自嘲的眼泪。达真借异乡人鲁尼表达了一种对自然深不可测又无从解释时的敬畏之情,充分体现了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自然也不在人之外围,而是自然与人处在一个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整体系统之中的生态思想。

自然生态,中外相通。家乡在每个游子心里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当外国小伙鲁尼被邀参加云登土司的聚会坐在豪华帐篷里享受美食的时候,间或望望帐篷外的草地、蓝天和雪山,他就误认为这是在距离家乡不远的瑞士。在青藏高原的鲁尼还经常半醉半醒地自问自答,说这里就是他一直寻找的天堂所在,并且希望妻子路易丝能一路相伴。对于鲁尼来讲,不管是近在眼前的青藏高原,还是远在天际的瑞士,大自然的美景是相通的、大自然带给他的美丽和感动远远超出了地域的限制。

顺应自然,生态平衡。面临独特的高原自然环境,藏族人民以其特有的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为指导,不断调试自己的生产活动以期实现人与自然渊源共生、和谐交融的生存状态。在《康巴》的开篇,黄格根向云登介绍经文印板时,就对印板的制作过程做了详细的讲解:“印板是用无痕的上等红桦木做的,烘干后放在羊粪堆里浸着,一直浸到来年再烘,刨平后用作版胚,经文经过二十次校对无误后再反复刷上酥油汤晾晒,最后用瑞香狼毒熬水浸泡。瑞香狼毒,是一种草原上夏天盛开的花朵,有毒,使用它的妙处在于虫不蛀不咬”。从经文印板的制作过程中,可以看出在藏族的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理念。藏族的文化从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发展到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以独具匠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求得共生,并且在合理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思想。藏族人民这种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一切源于自然,最后又回到自然当中的理念,不仅满足了生产、生活之需,而且也给自然带来了良性的新陈代谢。

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活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青藏高原,藏族人民能深切体会到野生动物与牲畜对于自身生存的意义。在《康巴》中,达真不惜笔墨地刻画了人与动物心心相系、和谐共存的美好画面。如郑云龙看到在距江面几米处的小盘羊就要掉进水里的一刹那,他闭上双眼并喃喃自语地说:“完了,完了,真主保佑!”作为虔诚地穆斯林,郑云龙在为一只小盘羊祈祷,祈求真主保佑它能有生还的余地。当他看到小盘羊的一只腿卡在岩缝里,没有坠入江里,他又开心的说到:“好险啊,小命保住了”。可是当卡在岩缝里的小盘羊挣扎着往上爬的时候,郑云龙站在原地焦急地说:“它受伤了”。而小盘羊经过一番努力站了起来后,郑云龙充满喜悦地说到:“得救了”。在达真栩栩如生地刻画小盘羊从坠下悬崖到自救生还的全过程中,淋淋尽致的再现了郑云龙与小盘羊心相系、情相依的大爱之情,再一次表达了在大自然面前众生平等,生命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的理念。细读文本,笔者发现达真在小说中不止一次的刻画了这种艰难处境。如达娃率领骡队从拉萨返回康定,在翻越冰天雪地的拉马山一个60多尺的冰坡时,两头骡子顺着冰坡滑下了深谷,当时所有的人、骡马和驮牛都哭了。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势险峻的青藏高原,所有的生命都会面临相同的境遇,当危险来袭时,人与牲畜这种“生死相连、共度难关”的情景,就形成了青藏高原特有的生态观。

除了长篇小说《康巴》以外,达真在其姊妹篇《命定》和中篇小说集《落日时分》中也同样书写着人与自然的这种浑然天成、万物一体的和谐画面。例如,在《落日时分》中,当主人翁苏峰躺在小拉姆家的床上,回顾这两天在路上目睹的风光和建筑时,达真是这样描绘的:“终年积雪的雪峰在碧蓝天空中挺拔而神圣;雪山脚下的草地,犹如举行世纪婚典时的巨幅裙摆,草地上,大自然的精灵们披着太阳的金辉穿梭在庙宇和塔间,人、自然、动物、苍天、大地、信仰构成了诗意的高原……真棒!永恒的画卷,没有撰稿、没有编导、没有配乐、没有道具,一切都是相得益彰的自然偶合”。纵观“康巴作家群”作家的作品,大多也是在抒发情感、为自然讴歌诵吟的。例如列美平措的诗集《心灵的忧郁》,格绒追美的长篇随笔集《神灵的花园》,贺先枣的散文集《走马康巴》,雍措的散文集《凹村》,等等,都一一表达了“康巴作家群”的作家们对康巴藏区这片热土无尽的陶醉与迷恋。

世世代代的康巴藏族人在“世界屋脊”与大自然相依为命、和睦共处,宽厚仁慈的大自然为康巴藏族人民提供着无私的给养和庇护。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藏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铭记顺应自然、善待自然和遵循自然客观发展规律的观念,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思想,这为当下施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引导。

多元共生的康巴社会生活——社会生态

生态研究的目的不仅要拯救人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而且还要还人性以自然,从而解决人际关系的异化和人与自我的精神失衡等问题,其终极关怀是重建天人合一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马克思指出, “生态危机的根本性问题要从解决社会生态问题出发,渐渐消除人与人的异化关系,消除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只有这样生态危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对于消除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对于消除民族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达真在他的小说《康巴》中做了有益的探索,正如阿来在评论《康巴》时指出,《康巴》是民族融合的人性史诗,是爱的吉祥地。小说《康巴》以同一主题贯穿于三个发生在藏区的感人故事,使康定成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地方,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在这里从容和谐地汇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筑就了康巴藏区的民族大融合。达真用史诗般的叙述,将20世纪前半叶康巴藏区真实的社会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了读者。达真采用三线并进的叙述模式,巧妙地围绕这三条线索在不同主题的交错中展开故事情节,集中表达了当时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民族融合。具有近三百年历史的更登席巴家族第25代世袭土司云登绞尽脑汁想建康巴宗教博物馆,向世人展示康巴大地的包容与大爱,并希望把康定变为一块没有血腥和仇视的大爱之地。但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康定遭到兵匪抢劫时,全城人在云登的带领下空前团结、众志成城。看着众人奋勇杀敌的场面让云登感动, “什么藏族、汉族、回族这抽象的赋予人的符号像是悬浮在半空,而人却牢牢地站在大地上,共同组成了一道保卫家园的生命之墙面,他不得不承认:康定的确是一片大爱之地”。

万神齐聚,和睦共处。在小说《康巴》中,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在康巴藏区和平共处可谓是一大奇观,而康定则是万神齐聚的宗教汇聚之地,各路神仙都在这里云集,相安无事,有的庙中还专门塑有通事(翻译)神像,想必是诸神之间也需要翻译交流,这大概就是康定独一无二的和睦吧!在康定各种各样的庙、寺、宫、观、祠、堂、坛、会更是数不胜数。如藏传佛教的格鲁、宁玛、萨迦、噶举、本波教派在炉城的寺庙就有娜姆寺、金刚寺、安觉寺、萨迦寺、鱼龚寺、多扎寺、俄巴寺等,而在安觉寺的燃灯节上,那上千盏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元根灯就常常引来络绎不绝的观灯礼佛者。另外,在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唤礼楼上,会传出老阿訇的唤礼声;天主教中国康定教区的真愿堂、传习所、拉丁修院、修道院、真女院等,不知何时又响起了圣诞的钟声;基督教的康定内定会、福音堂、安息会等也是信众众多。汉族人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庙、宫、观、祠等就更多,还办有私立康化小学,公教医院,藏文印刷所等。

达真多部作品中的康定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康定。康定是多民族聚居的结合部,是各民族交往的民族走廊,随着各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广泛接触和相互聚居,这个“交汇地”早已将酥油味,牛粪味,菩萨味,神父味,阿訇味,关公味揉在一起,伴随着茶马古道上流淌了上千年的时光,形成了良好的多民族文化景观。在小说《康巴》中,达真真实、贴切地把现实生活中的康定毫无删减的缩放到了他的小说中。每逢藏历新年,藏区五大教派的活佛,清真寺的阿訇,天主堂的主教,等等,会纷纷前往康定向云登土司祝贺;每逢春节,在灯杆坝集市上都会举行藏、汉、回等民族的民族大联欢。在康定这个多元共生的“交汇地”,各民族,各种宗教在和平共处、交流包容的基础上,演奏出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乐章。开放、包容、和谐、普惠构成了《康巴》的主题,这一主题也同样贯穿了《康巴》的姊妹篇《命定》和中篇小说集《落日时分》,也为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地区和民族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范本。

乐观虔诚的藏族精神信仰——精神生态

“人与自然相冲突,引发了自然生态危机;人与他人相冲突,引发了社会生态危机;人与自我相冲突,引发了精神生态危机”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也曾指出, “我们似乎日益沉溺于物质满足的形式中,但付出的代价是丧失自己的精神生活,物质丰厚的同时却丧失了心的意向,真正的生态危机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然而,当人类面对“物”的丰厚与“心”的迷失时,藏族人民和谐节制的消费观念、乐观虔诚的民族精神为世界提供了可贵的“精神绿洲”。

藏族人民多数常年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候类型, “集中了除台风以外的自然灾害,包括地震、雪灾、干旱等,这里的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一半,经常,康巴人的眼神里流露出对喜怒无常、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的恐慌和无助,手里的转经筒切实地表达了藏民们的祈求与希望” 。因此,宗教便成了藏族人民与自然沟通的最佳途径。大部分的宗教并不倡导信徒过上纸醉金迷、养尊处优的生活,而是制定出大量的规则与戒律来限制和约束其信徒过清苦贫寒的生活,并倾向于与自然的和解、亲近。因此, “宗教彰显的是对神的敬畏,以虔诚、神秘,以虚幻世界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忍让为基调” ,而藏传佛教就印证了这一点。达真在《康巴》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的内容来刻画一家五口祖孙三代的朝圣之路。他们不仅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大雪灾,牲畜都被冻死或饿死了,而且还经历了亲人挨个离世的痛苦。面对生活中的苦难, “如今我们变卖了家里所有的财产,就是陪父亲去拉萨,了却我们终生的心愿” ,以此求得生命的圆满。虔敬的宗教信徒不管经历怎样的逆境,遭遇怎样的痛苦,他们都用宗教教给他们的隐忍与善良默默面对。虔诚的宗教信徒之所以能忍受、乐于忍受,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用自己的真诚谱写着动人的人性之歌。宗教信徒追求简朴、清贫、乐观、虔诚的生活,他们在物质上是极其的匮乏,但在精神上是无比的富裕。正如鲁枢元所说:“信仰,简朴,自然,艺术如果能够渗融在同一个生活情景中,那将是一种最高和谐的美” ,这正是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所倡导的“低物质能量运转中的高层次的生活”。而达真的小说《康巴》中的叙述,恰好达到了这种最高和谐的美。

真实呈现人性之美也是达真创作《康巴》这部小说的目的之一。如面对兵匪的抢劫,云登土司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组织抗击兵匪的重任。当全城人推举云登为自卫队队长时,他感受到的是共同的灾难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这些平日里与他素不来往的人,在困难之际,却能辅车相依,众志成城为保卫家园而奋起反抗。再如尔金呷的女儿与仇人儿子相恋后,受到了重重阻挠,使得一对年轻人的相恋变成了一场爱情悲剧。悲剧发生后,尔金呷在众人面前那发自肺腑的呼唤:“孩子,你和土登的事怎么不早些告诉阿爸啊,是阿爸害了你和全家啊!”化解了两个家族的深仇大恨,人性深处的慈爱与良善得到彰显。

除此之外,达真在短篇小说集《落日时分》中也塑造了像格央宗夫人、阿满初、益珍老阿妈等这些善良、美丽、活泼的代表着人间大爱的人物形象。如小拉姆一家用坦然、豁达的方式接受了苏峰对小拉姆的造次,宽容、善良的藏族人家的人性之美最终净化了苏峰灵魂深处最肮脏的部分。宗教信仰赋予藏族人民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他们“用爽朗的泪水和欢笑演奏出了一曲高扬的人性赞歌,是大爱,是虔诚的宗教信仰支撑着康巴藏人勇敢坚强的生存在康巴大地,是这片神奇的热土造就了乐观、隐忍、宽容和善良的康巴儿女”。

在达真的笔下,康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交往的多元乐土,康定是一片大爱之地。于是人与自然的那种生生不息、圆通如一的和谐;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那种交流与融合;人与神、人与自我的那种乐观与隐忍共同营造出的一幅美妙而和谐的画卷,实现了生态整体观的构建。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带来的发展,这是异质文化交流产生的结晶,这是不同宗教的宽容带来的和平。

原文刊载于《当代文坛》2017年第5期，注释详见原刊。